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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按照大学生毕业四五十元的收入来说，这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普通人一年的薪水。

    这么多钱，杨锐要是直接塞给王亚平，他是肯定不敢要的，但换成一餐美食，却让王亚平的精神升华了。

    换一种说法是王亚平的心灵被金钱炮弹腐蚀的更深了。

    回到学校，王亚平差不多是把杨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办了。

    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，毛启明的学生会申请就被通过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学生会宣传部干事。

    同时，王亚平还自做介绍人，推荐毛启明入党。

    毛启明惊喜万分，更是对杨锐万分感谢。

    在1984年，入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大事，特别是对大学生更是如此。

    普通工人和事业单位的职工，是否入党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，能不能提干，能不能升官，多数还看领导的决定。

    但在大学里，大学生的未来差不多都掌握在毕业分配这一环上。

    分配的好就好，分配的差就差，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。

    从2015年倒走30年，大多数人都很难挣脱当年分配给自己的命运。

    留校或分配做大学老师的学生，多数继续做了大学老师；分配做记者或编辑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报社或杂志社；分配到部委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部委；分配到国企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国企；分配在北京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北京；分配到县乡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县乡。

    从一个城市调工作到另一个城市，从一份工作调到另一份工作，比下海创业还要难，而下海创业的成功系数，比升官发财还要低。

    大学生入党对毕业分配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

    从小处说，在大学入党的学生的党龄变长了，有利于资历的积累，从大处说，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获得了竞争优势，譬如后世的公务员考试的要求那样，有的岗位要求硕士生，有的岗位要求基层经验，有的岗位又要求党员，什么都不要求的岗位，往往是数千比一的数据来源，而要求越多的岗位，能够竞争的人就更少，这些岗位还往往更好。

    对80年代的北大学生来说，毕业以前入党，铁定进入极好的党政机构工作，使劲跳一跳，如国务院办公厅这样的机构都能够触碰到。

    毛启明是个甘于“庸俗”的学生，他的梦想就是分配一份好工作，做个大官儿，和古代的进士官儿也没什么两样。

    杨锐用自己的资源给了毛启明这样一个平台，毛启明说是感激涕零都不为过。

    接下来几天，毛启明恨不得把洗脚水都给杨锐打来，反而让杨锐自己很不好意思，不得不挡着毛启明说：“我本来就要找王亚平办事，说一下你的事，本来就是举手之劳，你用不着再谢我了，咱们都是同学，毕业了以后也是同学，互相帮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”

    “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。”毛启明坚持道：“你找王亚平办事，带不带我都是一样的，你带了我，开了口，就是帮了我，同学归同学，感谢归感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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